作为承接《无极》后，陈凯歌先生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梅兰芳》，正向他人而言，《无极》贬大于褒，《梅兰芳》褒大于贬，《梅兰芳》的确在风格上作了不小的改变。

        首先是以纸枷锁来隐喻一种生命。片头处，脱画音和前闪的快速交替和组合 运用，以梅兰芳大伯的独白开画，讲述梨园行的不易，而大伯以服从儒家伦理而受封建淫威迫害遭戴纸枷锁，希望梅兰芳退出梨园行。然而，几年后，梅兰芳并没有退出梨园行，反而大红大紫，那么这种纸枷锁正向片中反复出现的大伯的其他独白一样，隐喻的其实正是梅兰芳如果走上了梨园行，就应该向戴上的纸枷锁一样，谨谨慎慎，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那么显而易见，这里的纸枷锁正隐喻了梅兰芳的戏剧生命。
        影片在塑造这种文化生命时，并不单调和空洞。影片从多种角度阐述了这种文化生命的极端可贵。民国初期，正值新旧文化猛烈撞击之时，当梅兰芳一次演讲结识新派人物邱如白，从此深受邱如白影响。并因而加强和增加了梅兰芳改革京剧的决心和信心。然而，却受到了老派人物伶界大王燕十三的阻挠。梅兰芳年轻气盛，从而与燕十三打擂。在梅兰芳因改唱新戏而燕十三而获胜无望，以费二爷的对白，揭示出燕十三仍然决定打擂下去是要面子不要命的行为，以及十三爷为了继续下去而不惜当掉前朝皇太后赏赐，和梅兰芳向十三爷服软及剧院观众愤然离席而十三爷仍然坚持把戏唱完的的画面中，我们不难看出深深为十三爷珍视的事物，文化生命，自己的艺术生命。影片这里借了一种形象化的表达，来阐明了属于十三爷的文化生命。一曲演罢，十三爷终于等来梅兰芳，十三爷知道，自己彻彻底底的输了，在托付完给梅兰芳事情之后，一代戏剧大师，竟然便坐在椅子中驾鹤西去。当失去这种生命之时，十三爷就算活着，也已不再是十三爷了。
         正如邱如白在片中反复强调的，“去了美国，梅兰芳不仅是远东第一人，甚至可能是世界第一人”，这句对白我们不难理解，当梅兰芳因为畏惧失败，在乎得失而不敢去异域传播自己的文化时，梅兰芳无疑是对自己文化生命的一种自戕，无论是邱如白耍尽心思，甚至不惜奸诈的使孟小冬离开梅兰芳，要梅兰芳去美国，还是在抗战爆发后，梅兰芳罢演，邱如白最后却要梅兰芳出演却并不内疚中，都凸显出梅兰芳这种生命的极端可贵。除此之外，唱《苏三起解》原来多红的角儿却沦落于茶馆唱戏，刺客直白的的对白的内涵，以及导演借服装和对白完成了衬合。穿白色西服的梅兰芳似乎以色彩表现梅兰芳稍显无力，而衬合以“谁要是毁了梅兰芳的孤单，就是毁了梅兰芳”中，形神合而为一，共同显现出了这种可贵。
       不仅仅如此，影片前期对于梅兰芳这种文化生命的可贵还为影片后期梅兰芳文化良知的可贵作了衬托。影片则在此借梅兰芳和邱如白拜为兄弟以伯夷叔齐的故事为隐喻，赞颂了这种文化良知的可贵。在影片最后，邱如白和梅兰芳这种看法的分歧，则是相当见影片的编剧的功底，影片也就充满张力。为何呢？邱如白一直是护着梅兰芳的，海派归来，他不可能不知道伯夷叔齐，文天祥，阮大钺，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因为有着文化气节，伯夷叔齐们才能深受赞颂，阮大钺们则一直叫人看不起，这里人们看重的不是一个人的文化等级，而是看一个人的文化良知，文化气节，文化人格。阮大钺文化等级不低，却是为魏忠贤鹰犬，不仅迫害忠良死节之臣如史可法等，反而最后投靠了满清。可是，他还是希望梅兰芳出演的，又为何呢？当 邱如白偶然于茶馆见一伶人表演偷学的梅派艺术，该伶人搔首弄姿，投合观众无所不用其极，如此糟践梅派艺术简直是糟践梅兰芳的生命。于是乎，邱如白站出来痛斥该伶人，并立即告知某电台梅兰芳要出演的消息。因为他知“道，当低劣冒充崇高招摇过市时，崇高不应该躲起来羞于见人，它应该站出来，让低劣知晓自己的低劣，让低劣羞于出门，躲起来。因为他知道不应该让”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充鹏“的局面出现，因为他知道不应该让一种优秀文化自毁泰山！
       然而，正向色彩对于梅兰芳的塑造一样，白色象征无暇，当穿白色西服的梅兰芳在日军侵略中国时，他决然不能当亡国犹然唱后庭花的商女，不能让自己染一丝灰尘。于是乎，当邱如白告诉电台他要出演不得不召开新闻发布会时，选择打伤寒针留胡子以自戕，这自然好是导演形象化的表达方法。其实，在这里，他延续了从十三爷们遗传下来的另一种文化生命，这种生命具象为良知。
      影片还在最后进行了一个颇有力度的反思，当邱如白看到梅兰芳大伯给梅兰芳的那封信的内容后，对着睡着的梅兰芳说出了大意为梅兰芳其实愿作为平凡人的本意，过去，梅兰芳和他都活的过于认真？但是是否真像他反思的那样呢，孟小冬的离去没有能够带走梅兰芳的孤独，梅兰芳不是属于某一个个人，他是属于“座儿”，属于人民，属于世界，属于历史的。于是乎，“纸枷锁”和之前影片对文化生面的阐述的提挈意义便卓然凸显，没有了“纸枷锁”和文化生命的生命也不再是生命，有了“纸枷锁”和文化生命的生命才可叫人生。八年抗战结束，梅兰芳复出，影片也就借这幕镜像回答了这一反思，对于梅兰芳而言，在坚守文化良知的同时，饱含对文化生命的热爱，这才是梅兰芳。
       然而，这仅仅只是，只可以是梅兰芳么？
       在剧本编排的这两种各执正当理由的冲突，导演并不让着眼于让其诞生悲剧，反而以一种道德服从于另一种更高的道德为归宿，而影片也就借此相反相成的完成了对于梅兰芳文化人格的塑造。也就走向了文化人类学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