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知道情感寄托这件事多么重要。如果将艺术理解为某种人的激情过剩，那么情感寄托这件事情显然也是一种过剩激情的表现，而不是人的需要，尽管它实在容易被结构成人的需要。
如果说，正是因为这种情感的联结关系，或者说由这些联结关系的亲密程度从而去决定个体是处于孤独状态还是否，那么人的孤独与寂寞显然是被一种外在的语言结构所定义着的。人需要情感，不是因为它本身需要情感，而仅仅是因为它察觉到别人拥有情感，而回顾自身，第一次真正感觉到自己居然一无所有而体会到的孤独。恰如一开始它把世界理解为想象的象征的，可是居然某一天它发现它居然也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被外在的语言结构而结构着。
而中国文化却在不断的强化着这种语言结构。
因此，在金鸡奖它所表述的某一类总是好人受菲薄受到伤害的残酷影像里，它以为这个好人只要得到了群众或者国家的某种认可时就能够带给他以慰藉。并不断这样强化，从而引导着它统治下的国民去无所畏惧的行善。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来。在外在非理性的世界结构成某一类秩序化的存在，当非秩序非理性非意识时就只好将之结构成命运。生活被明显的切割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因果式的，另一个是无常式的，所有不能在因果或者说在因果式中太残酷的东西都通通被结构成命运。命运给了人生存下去的希望，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上帝有意识的要给人以阉割，不是有意识的世界的目的就是要去消灭一个人，而是时也命也，对匮乏的现实对残酷的生活本身进行某种程度的美化，以此逃避人是被拋来世界受罪的残酷事实。人毕竟不能反抗自身的存在性。因此，人的全部意义就是在向死而生的过程里。尽管这种人存在本身实在是没有意义的。
这就是外在语言结构不断的强化着并导致着人需要去做什么。
所以，很显然的是，在某一类程度上，文化除了给人以揭示生活的真相之外，还在于在揭露这样的生活真相之后去启示人如何去生活，能不能予人以某种振奋。因为作品的生死把握在读者的接受上。
主旋律作品似乎就因此将大部分观众作为预设观众。它表现的人物应该是人所能模仿的对象，尽管好像是高于生活的，但这种高于生活却绝不让人感到不能学习。而其中要掺进自我文化的某种特质，蕴含的某类文化寄托就造成了文化多样性的原因。
《毛泽东在1925》是将领袖还未成为领袖之时，以他身上显现某种既是普通人又是高于普通人的特质，以纪实和表现的结合，去引导人民去学习这类优秀的特质。身陷沟渠，却能仰望星云。永远保持对未来的希望。充满行动力与雄心壮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而以与大多数普通人的脆弱与焦虑，渴望关怀之类作出鲜明的反比。而相比现代的环境，领袖所处的环境却是更是凶恶，在历时的艺术作品中反思历时存在的景象，以他人的雄心壮志去祛除自身的懦弱与恐惧。
而这也是它对中国人或者说对中国好人提出的一种希望。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这样绝望的生活中骄傲着活着，而不是被之征服，改造，驯服，这就是人的价值所在。
但毕竟还是太理想化了。谁知道这样的勇士要去承载怎样的哀痛啊！于是便只好用字幕用领袖家族的牺牲可能造成的对领袖的摧毁，去展现一个人可能拥有的无限的力量了！
但也毕竟给了人以逃避的理由，那毕竟是领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