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拉莱斯夫妇在公路上撞到了一头野鹿，两人看着这重伤垂死的生命，商量是不是该早点让它结束痛苦。

阿维尔·莫拉莱斯从后备箱拿出一根撬胎棍，走到鹿的身边，正犹豫着怎么下手。突然一声枪响，安娜·莫拉莱斯扣动了扳机，阿维尔惊愕地望向妻子，就那么瞅着她又朝地上的鹿补了一枪。

那晚，安娜穿着低胸礼服，半露着高耸雪白的胸脯，表情冷静而凶悍，很符合黑帮头子女儿的身份。

这个桥段既是这对夫妇间分歧的开始，又似乎是他们理念隔阂的缩影。应当说，分歧一直在那儿，只是之前并没有暴露而已。作为一个成功的、并走在继续成功之路上的商人，阿维尔正面临着或许是一生中最严峻的修罗场。每走一步都危机四伏、都有可能关系到他以及他一家人的命运。一如故事背景中1981年的纽约，饱受着历史上最高谋杀率的折磨。

作为新锐导演，J·C·尚多尔作品不多，但个个精彩，之前的《商海通牒》与《一切尽失》都得到了广泛好评。许多人认为尚多尔的电影带有西德尼·吕美特的风范，主题鲜明、富于批判；节奏完美、表演迷人；经常讲述充满智慧和错综复杂的故事，感性却又不会有感情上的过于夸张。这些特色尚多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但他更擅长的是通过比较精简的人员与时空设置来折射时代或人性的大命题，这样的「以小见大」在《至暴之年》中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虽然片名叫《至暴之年》，不过影片里却很少展现肢体冲突，甚至很难寻觅到明显的高潮部分。而是用穿梭在工地码头、冬季荒郊、高速公路的镜头所制造出的萧条视觉，以及在广播新闻中频现的暴力犯罪，来让影片自始至终充斥着动荡不安的感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用复古的拍摄、舒缓的音乐、和波澜不惊的节奏来展示阿维尔的内心世界。

在大苹果城最动荡的时代，想在社会中做个好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何况是一个妄图在商界有所建树的商人。尽管阿维尔希望尽量用文明的方式来对抗危机，而不是做一头撕破脸皮、无所不用其极的困兽。但在他周围，处处充满着一戳就倒的伪善。跟阿维尔打交道的人，从犹太地主、FBI警探、律师、到竞争对手、银行、公司员工，表面上有多么尊重或者依赖阿维尔，背地里就有多么对他不屑或者不信任。

其中甚至包括他的妻子安娜。坚持做正经生意的阿维尔，被信奉现实主义的安娜当成无知英雄。她可以大言不惭地在FBI面前陈述丈夫的高尚纯洁，也会为丈夫撞鹿之后拔枪擦屁股，但她不愿意戳穿丈夫跟同行周旋落败时的自娱自乐。直到她的男人垂死挣扎的一刻，才肯出手相救。原来安娜也在算计阿维尔，借负责公司账目的机会挪用了公款，最后关头才向他交代了真相，让他用这笔钱度过危机。但这已然令阿维尔心碎，连最亲密的爱人都在「背叛」自己，还有什么是值得信任的？

然而，若是你低估了阿维尔的复杂性，若是以为他会为了理想主义和道德原则拒绝安娜的帮助，那你就错了。阿维尔从震惊到跟妻子同流合污的转变几乎是在一瞬间完成的，这足以说明，阿维尔本人就是个伪君子。他秉承的那些理想和道德，他所作出的那些妥协，是为了实现目标而谋划的一种更精准、更有远见的算计。正如他平时不带枪一样，因为一旦他开了枪，就算是出于自卫，也会毁了他的整体计划。阿维尔对成为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那几家公司的老板不敢兴趣，他的眼界瞄准的是曼哈顿，那些上流社会的人，还有政治，他要一步步爬到最高层。如果用了枪，所有的一切都会毁于一旦。

《至暴之年》黑色、深沉、大气，只有沉得住气的观众才能品咂得出滋味，也只有沉得住气的演员才能演好这样的电影。奥斯卡·伊萨克与杰西卡·查斯坦贡献了至为精彩的表演。原本哈维尔·巴登是内定的男主角，后来由伊萨克取代。好在查斯坦和伊萨克是老同学，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表演时就经常搭戏，此次自然也是驾轻就熟。伊萨克轻描淡写、举重若轻，展现了安静的力量。而劳模姐的爆发力绝伦，完美诠释了大佬之女的狠辣，无怪乎能获得金球奖的提名。

尚多尔对于阿维尔的全部批判性都凝结在了影片的结尾处。当真正崇拜英雄主义却一直被抢劫的汽车司机，终于自杀在阿维尔、安娜和律师面前时，三人都目瞪口呆，以为司机要杀的是自己。而紧接着阿维尔跑上前去掏出手绢，堵住的不是司机留出的鲜血，而是被子弹穿透的储油罐。黑色石油与红色鲜血在皑皑白雪上交汇，显然已经升华到了资本主义批判的层次。但如此戏剧化的巧合，更是尚多尔对人性的集中批判，是他希望展示的人类野心的天性和为之所付出的代价。

或许，这也是「美国梦」的代价，即或不以生死计算，却也着实昂贵。诚如阿维尔所言：「我花了一生的时间去避免成为一个恶棍，现在为了我事业中最重要的交易，我还是成了他们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