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图虫：已授站长之家使用

作者：卜祥

编辑：康晓

飞机舱门关上之后，即将开始一段旅行的谢冠宏接到了上司富士康老板郭台铭的电话，郭让他马上赶去开会。双方因为谢的休假开始时间发生了误会，郭台铭认为谢冠宏正式休假应该是在第二天。管理 100 多万人的老板一直是令出必行，“搁在以往肯定是下了飞机就赶飞机回公司，但是那次我没回。”谢冠宏对《深网》说。

就这样，在富士康管理数万人的谢冠宏“被解雇掉了”。那是 2012 年，谢冠宏 50 岁。说到这些时，戴着眼镜的他显得很平静，失业对他似乎并是一种痛苦，反而是一种解脱。

在富士康期间，谢冠宏判断出数字化、电子化趋势，先后拿下苹果iPod、iPad的订单。此前在亚马逊Kindle软硬件设计和整合过程中，谢冠宏贡献颇多。他把对Kindle的生产称为JDM，比ODM多了联合开发工作。

闲下来之后，谢冠宏有一阵子感到轻松，他没有想过回台湾创业，而是留在了深圳，“他们都叫我大陆人，只有口音上还有些像。”小米当时正值用人之际，雷军约谈了谢冠宏。谢冠宏考虑到从合作方富士康进入小米，有“旋转门”问题。实际上，他显得有点多虑，在小米模式火爆的时候，通过“旋转门”进入小米的人不在少数，比如高通的王翔。但是，他过不了这一坎，放弃了，留给雷军一个围绕小米做系列生态链公司的建议。

在深圳，谢冠宏栖身在龙华的一座茶楼里寻找创业机会。茶楼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日本料理店，白天喝茶谈事，便宜;晚上饿了就去料理店里谈事，“再晚也不会赶人走。”谢冠宏说。有一次谈事很晚，吃饭时，一位同事想起来那天是他生日，几乎都忘了。谢冠宏有些感慨。

他离开富士康之后，原先的部门换了新领导替代他。但是有几个人裸辞跟了过来，包括合伙人 林柏青和章调占。

在一张纸上，他与早期几名创业者画了一张图，围绕着手机，有充电宝、耳机、手机壳等周边产品，最终选择做耳机。逻辑很简单，智能手机起量，对耳机必然有更多、更高需求。

2013 年，他给公司取名1MORE，鞭策自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谢冠宏而言，“年纪大了出来创业，能够再多一次机会，做不一样的事情。”1More后来谐音为万魔声学，公司主要业务是做耳机，早期客户是小米。跟随着小米为代表的智能手机一路发展， 2018 年，1More累计卖出 5000 万条耳机，入主上市公司共达电声，谢冠宏转身成为董事长。

谢冠宏创业后第三年，来自台湾的郭柳宗也来到北京，创办钕锅智造机器人公司，成为小米第 50 几位生态链企业。与谢冠宏类似，郭柳宗也是台湾富士康制造业出身，创业切入口是做既有价格优势又智能超常的儿童陪伴机器人。“这件事在台湾干不了，大陆有更广阔的市场。”郭柳宗对《深网》说。

因为机器人要用到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郭柳宗了解到一家叫竹间智能的公司，创始人简仁贤同样台湾出生。简仁贤先在美国微软工作，后被派到中国区。在微软参与小冰研发后，他看到人工智能趋势中对于语言处理的迫切需求，打算专项突破，成为自然语言处理中to B平台。

在科技创业的大陆上，台湾人谢冠宏、郭柳宗和简仁贤等人有意无意地引导了一波新潮流。与上一代半导体、芯片加工、制造业台积电、富士康不同，与早期台湾来的康师傅、统一和徐福记等品牌也不一样，这一波新的创业公司，一开始就以大陆市场为目标，具备更强科技属性。尽管他们现在体量还小，却在大陆的产业架构中学会了游泳，摸索前进。

对此青年创业者杨方儒比较有感触。他在大陆做过商业记者，现在台湾做一个类似于今日头条的创业项目Knowing。作为长期奔走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观察者，杨方儒告诉《深网》，台湾错过了移动互联网，但在这一波移动互联网创业浪潮中，台湾有一二十名幸运者搭上了大陆创业风潮。

带着多年工作经验，满配创业，后来富士康一些昔日兄弟裸辞追随而来，1More的成立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但是，真正迈出第一步却遭遇失败。

在公司只有六个人的时候，谢冠宏和同事们设计了一款耳机，起订单量 1 万支。因为耳机上按键设计不理想，谢冠宏没好意思交货去卖，陆陆续续作为免费礼品送了好几年。以一支耳机 60 元成本来算，至少 60 万元交了学费。

谢冠宏从此学会了做产品要小心，不妥协。好在1More早期融资顺利，损失不至于伤到筋骨。

很快新机会来了。瑞声科技帮小米做了一个橘子色耳机，交不上货，失败惨重，损失几千万。瑞声科技项目负责人向雷军介绍谢冠宏接手解决。

谢冠宏设计了“拉都拉不坏”的耳机线。其中一个硅胶集线器，反反复复，短时间内模具改了 50 次。最终达到放在地上汽车压不坏，耳机放在里面踩不坏标准。深圳产业链配套齐全，全球没有几个地方与比肩，却也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你去试试看，他会不会给你改 50 次。让合作伙伴相信你，你不是疯子，不是神经病?”谢冠宏说。

熟悉行业，并且一贯的好口碑起到积极作用。这款采用铍振膜的耳机产品，在小米网上竞猜价格，大多数人都给出 150 元价格预期。最终，耳机零售价 99 元，远低预期价格，首批上万条耳机一售而空，然后追加订单。把之前一万条损失弥补回来之后，“第一年这个案子成功了，大赚钱。”谢冠宏说。

这次合作后来演变成小米与生态链公司基本模式。谢冠宏想出一个新概念，叫作联创模式，以出厂价交付给小米、网易等客户，比如 99 块钱出厂价，只是材料费和加工费，不加任何其它费用。最终售价减去出厂价的余额，“你一半我一半对分。”

此后，1More发展迅速进入正轨。小米与顺为资金、GGV、IDG、新加坡主权基金等机构的投资也进来，但没有台湾资金。

与此类似，郭柳宗的钕娲创造机器人公司启动之时，也没有从台湾找到资金。处在创业前期，郭柳宗感受更深。在北京华润五彩城小米办公楼旁一座咖啡厅里，郭柳宗拖着行李箱、架着公文包出现了。他说，几乎一个月来回大陆和台湾四次，每周都在飞。与《深网》长谈两小时，他分析了来大陆创业原因。

第一，台湾市场小;第二，最严重问题是台湾创投业不像大陆积极有活力，台湾大部分VC都投中后期。

曾经，郭柳宗拿着商业计划书寻找投资时，问过很多台湾地区投资者。“早期没有销售数字的，做互联网用户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基本上拿不到钱。”郭柳宗说，“不像大陆这边有人愿意给你机会。”钕娲拿到小米投资的时候，还没有注册登记。

注重数据的台湾投资者不相信“空话”，相应地，冒险积极性跟大陆比起来有差距。即便后来郭柳宗注册好公司，做出样品之后，“在台湾还是找不到资金。”

受限于市场狭小、冒险意愿不足，郭柳宗感受到台湾整个创业氛围不如大陆。“我们叫做小确幸。即使到今天，很多台湾人觉得做一个小生意，开一个咖啡厅很悠闲。而不是大陆这边创业者一波接一波，大家都想改变世界，以马云和雷军为标杆。”

结果，年过四十，谢冠宏、郭柳宗和简仁贤不约而同选择在大陆搏一个机会。台湾企业家是不是在郭台铭、张忠谋之后有一个断层?Knowing创始人杨方儒觉得有这个现象，像马云所描述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谈创新。”

也有一些台湾年轻创业者来到大陆淘金。杨方儒的一位台湾年轻朋友在大陆做“活动行”APP，公司搬到北京后发展还不错。活动行是一个活动报名与售票平台，与传统的邮件、电话/短信和现场报名方式相比，活动行线上报名与售票平台更省时省事、活动管理功能更强更全，隐私、数据更安全。“台湾只有 2300 万人，一年才几千场活动，但在大陆机会则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