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过程

　　1922年，两位被派往西伯利亚帮助白俄抵抗红军进攻的日本军官——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回到了日本。在西伯利亚，他们第一次听说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立刻对所谓犹太人的权势极度着迷。在整个1920年代，他们写了许多关于犹太人的报告，并且到今天的以色列国(当时的英属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旅行，研究犹太人，并与犹太人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和大卫·本-古理安交谈。安江仙弘甚至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翻译成日语。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设法使日本外务省对犹太人产生了兴趣，要求每一个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密切关注所在国犹太人社团的活动。外务省收到了许多报告，但没有一个报告能证实确实存在所谓的全球阴谋。

　　就在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的九一八事变的前夕，两位所谓的犹太专家加入了军队“满洲系”，许多日本军官希望日本扩张到满洲。这个派系的首领是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他们在吸引日本人定居和投资满洲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于是被河豚计划所吸引。但是，河豚计划在开始执行之前，就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1933年，哈尔滨犹太人西蒙.卡斯帕遭到诱拐、拷打和杀害，于是已经在该市定居的大批犹太人，不再信任日本军队，大批逃往上海，将这恐怖的故事告诉周围的人。1937年，安江仙弘与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谈话以后，使他们确信日本人已经改邪归正，于是成立了远东犹太人大会，随后数年中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在哈尔滨市内和郊外建立犹太人居留地的问题。

　　为了实施“河豚计划”，日本侵略者早已开始与哈尔滨犹太人的领袖交朋友。“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经常来哈尔滨访问，与考夫曼医生建立了友谊。在日本人的鼓励和同意下，1937年12月，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与会代表有的来自上海和日本神户。而安江和在东北和华北的日军军事机构官居要位的樋口喜一郎也参加此会，樋口还在会上叫嚣：“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关系。”

　　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那些受到中国人民厚待的犹太人通过一项送给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犹太组织的决议：“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以平等对待和在东北建立犹太国承诺为条件。”

　　1938年召开了五相会议：日本的5位最高官员聚集讨论“犹太专家”的这个计划。他们是：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通产大臣池田成彬。大臣们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任何帮助犹太人的做法都会危及这一同盟。另一方面，水晶之夜事件以后，犹太人对德国产品的抵制，显示了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和全球一致，如果日本希望得到犹太人的好感，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许多犹太人逃离欧洲，正在寻找避难的去处。由于日本内阁当时需要一致通过，而不是多数通过，这次会议成为内阁最漫长、最复杂的会议之一。但是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政府批准实施河豚计划，但是任何行动都不得有损与德国的关系。

　　1938年，在五大臣会议召开后数星期，在哈尔滨又召开了第二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樋口和安江在会上仍然提出同样的要求。

　　1939年3月，出于日本人的倡议，列夫·齐克曼向另一个在上海的日本海军军官、“犹太问题专家”犬冢惟重大佐提出：有没有可能将200名皮革工人及其家属移居到“满洲国”某一郊区小镇他本人愿意提供一些款项，此外他可以通过美国犹太人大会设法从美国人那里取得20万美元。

　　日本人非常兴奋，犬冢说：“3000人更好。”在上海频频开会。犬冢、安江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黑在6月份提出一个长达90页的报告《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并亲送东京，最后日本提出安置3万犹太人所需资金一亿美元的计划(当然要犹太人组织来付钱)。报告包括考虑周密的种种细节，只是在犹太居留地设在“满洲国”还是设在上海稍有争执。

　　1939年5月，安江为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考夫曼医生安排了对东京的正式访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个月时间里，访问了内阁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更殷勤的招待。并在回哈尔滨之前被授予帝国勋章。

　　但是，该计划从未正式付诸实施。1939年，上海犹太人请求不要 再允许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因为他们的支持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当时，美国犹太人社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史帝芬怀兹(Stephen Wise)，表达了激烈的主张：任何与日本合作的犹他人都是卖国分子，违反了美国对日本的道义禁运。

　　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得犹太人从欧洲到日本的交通变得极为困难，1940年的事件使得河豚计划以正式的官方渠道执行变得不切实际。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国家，进一步切断了犹太人逃离欧洲的可能性。日本政府与德国、意大利成立三国轴心，完全排除了来自东京的对这一计划进行官方援助的可能。

　　不过，驻立陶宛考纳斯的日本领事杉原千亩，不顾东京的命令，向逃离的犹太人签发过境签证，允许他们前往日本，并逗留一段时间，然后前往最终目的地，不需要入境签证的荷兰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库拉索。数千名犹太人得到了他批准的签证。有些杉原千亩的签证甚至被抄写了下来。许多犹太人经过艰难的过程，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出境签证，被允许经过西伯利亚铁路穿越苏联，从海参崴上船到敦贺，最终定居在日本神户。

　　1941年夏天，日本政府开始担心如此众多的犹太难民住在日本的这个主要城市，而且靠近军港和商港，于是要求住在神户的犹太人迁往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只有难民抵达前就住在神户的犹太人才可以留下。德国违反了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宣战，使得俄国与日本也成为敌人，因此结束了从海参崴到敦贺的航线。几个月后，就在1941年12月袭击珍珠港之后，日本夺去了上海租界，占领整个上海，来自美国犹太人的金钱帮助、甚至通讯全部停止了， 富有的巴格达犹太人，其中许多人是英国公民，被作为敌对国公民逮捕。美国财政部准备对资助上海犹太难民网开一面，放松管制，但是美国的犹太人组织执意要坚定地表现他们的爱国精神，放弃任何不忠于美国的行动。

　　一时间三千名左右的犹太人涌向中国大陆。截至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犹太资本并未帮助日本完成了东北的工业化，并未对其侵略全中国和对美最后摊牌奠定任何物质基础。

　　计划破产

　　“五相会议”召开不久，以安江仙弘等人为核心的“犹太问题专家”，又在对犹政策方面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方案，使“河豚计划”更加翔实。

　　补充后的“河豚计划”的文本长达90页，内容庞杂，其要点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承担，先需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此计划，请世界各地犹太知名人士到居留地来访问;通过建立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关于是在“满洲国”还是在上海建立“犹太人居留地”这个问题，专家们还存在着争议，没有定论。其实，“河豚鱼计划”中的其他内容，也多是纸上谈兵，在实践中没能实施。

　　1942年，日本政府正式废除了五相会议的决议，正式完全废除对这个几乎不存在的河豚计划的几乎不存在的支持。德国盖世太保首领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绰号“华沙的屠夫”，到达上海。他要求日本地方当局“清除”犹太难民，或将他们送到盐矿做苦工;也就是说，他把阿道夫·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最终决定带到亚洲。东京政府无法反对，但是计划被削弱为只是成立了上海隔都：上海的犹太人被迫住进一个隔离区，禁止离开。

　　就在犹太人在中国东北的复国梦想就要实现的时候，两个情况最终使得他们的美梦破产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政府察觉到了日本的企图，美国迫使犹太复国组织不在中国建国，美国的行动最终导致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组织否定了在中国东北的建国计划。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东北人民对于犹太人的不断抵制。在犹太人大量到来，其复国计划在东北公开后，整个东北的犹太人难民殖民者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抵制。一时间，中国人民在东北全面抵制接受犹太难民，犹太难民损失惨重，财富的损失也非常巨大，整个东北犹太社群立即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尤其是针对犹太富豪的袭击，使得他们的精英阶层认识到了中国人民是不可欺的，在中国的领土上，即使有日本人的庇护，也不可能让他们轻易实现建国。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成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命令上海所有犹太人迁入这个位于虹口区的面积几平方英里的地区，直到战争结束，大部分犹太人处于饥饿之中。就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上海隔都遭到轰炸，盟军飞机曾试图摧毁上海市内的一个无线电广播发射机。

　　在美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双重打击下，犹太复国主意的决策者最终放弃了在中国大陆建国的梦想。虽然后来仍旧有部分犹太人不愿意放弃，并且日本也仍旧想利用犹太人的财富和在美国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不懈反抗，最终他们也都离开了中国东北。

　　战略意义

　　日本积极推销河豚计划，其战略用意显而易见。

　　第一，许多日本官员都相信《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的谎言，认为全球犹太人阴谋控制世界经济和政治。这些信仰使得一些日本权威人士过高地估计了犹太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势。于是他们利用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的资金，开发广阔的东北平原。

　　第二，借着与犹太人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的招牌，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渗透“满洲国”建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至此，日本人“善待”犹太人的真实动因昭然若揭。日本完全是为了获取其最高国家利益，才如此“温存”犹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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