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强盛，但也是官员腐败案的高发期，其中甘肃通省冒赈案因涉案人数之多，涉案金额之大，曾令当时的乾隆帝一再慨叹此案系“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而且这桩案件暴露出了清朝集团性腐败的巨大危害。

　　无意中揭发出的千古奇贪大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循化厅爆发回民起义，清廷派大臣阿桂、和珅率兵前往镇压。但天气恶劣，大雨不断，道路泥泞难行。乾隆帝接报后，突然想到多年以来，甘肃省一直奏报说干旱少雨，百姓贫苦，于是朝廷给予专门政策，允许甘肃及外省商民，缴粮捐纳监生，以解当地之需。乾隆帝专门派以擅长理财著称的官员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在兰州主持全省捐监，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亶望擢升浙江巡抚，王廷赞继任甘肃布政使，接手继续办理通省捐监事宜。但此时皇帝得到的信息是甘肃各地大雨不断，他怀疑其中有严重问题，他立刻谕令和珅等人查访此事。由此，一桩可称为千古奇贪的大案被揭发出来。

　　原来，王亶望上任甘肃布政使后，倚任兰州知府蒋全迪，将全省各属灾赈捏开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同时，令各州县捐监无需照例缴粮，而改折银两，不必买粮贮仓。凡折捐监生、报灾分数经藩司议定后，道、府、直隶州照例分别捏造，层层上报。王廷赞继任甘肃布政使后，变本加厉，规定每名监生折收银五十五两，除另加办公费四两之外，再加“心红纸张”费二两。这样，在王亶望、王廷赞主持捐监前后五六年间，甘肃收捐监生总计三十万零四百六十一名，折收银在一千五百万以上，超过全国地丁银岁入总额之半。此项巨款大半归于捏灾冒销，被自王亶望、勒尔锦、王廷赞及以下州县等甘肃通省官员所贪污。

　　此案查实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首犯王亶望被处斩，总督勒尔锦被赐令自尽，王廷赞于本年秋审时亦绞决伏法。其后陆续正法者共五十六犯，免死发遣者共四十六犯。一时间甘肃全省行政陷于瘫痪，当年的官员大计不得不暂停。之后，乾隆帝下令停止甘肃捐监，陕西、新疆收捐监粮一并停止。

　　甘肃冒赈案是一个典型的集团性腐败案例，上有大学士于敏中、陕甘总督勒尔锦等人的庇护与暗中支持，下有甘肃通省府厅州县官员的全力配合，操盘手王亶望等得以从容运作多年。如果不是乾隆帝足够精明，恐怕仍然难以发现。其他贪腐案件虽然没有像甘肃冒赈案这么有典型的组织性，但每个案子都有大批官员涉案，集团性政治腐败成为这些案件的一个共同特点。

　　至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此惊天数额的贪腐，为什么大清官场竟然没有一人举报而必须由皇帝自己去发现?清朝的监察系统哪里去了?

　　难有作为的监察系统

　　根据《清会典》记载，清代掌握监察大权的部门是都察院，负责掌司风纪，监察百官的政绩与品德。都察院下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分别对全国各省的刑名事务进行审核、监察，给事中则分别对口监察吏、户、礼、兵、刑、工等中央各部院的事务。二者合成“科道”。

　　然而，清代的科道体制最大的变化有两点：第一，御史作为监察官员，不但失去了自宋明以来巡视地方的权力，陷入到日益繁琐的程序性事务，而且，科道官员通过“风闻奏事”的权力也几乎丧失殆尽。言官动辄以风闻无凭获咎、获罪，不能随意弹劾官员，且常以党争之嫌得罪。这种情况下，科道言官只能将精力投入到发放官凭、刷卷等繁琐的日常行政程序性事务中去，难怪后来的嘉庆帝慨叹科道官总是就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上奏。第二，给事中作为封驳官员，不但在管理上被划入都察院，视同御史，而且在实际政务运行过程中，已没有实际上的封驳权。因为在奏折制度和军机处创建后，重大军政事务高度机密，一般很难为外人道也，内容尚且不知，弹劾、封驳从何而来?乾隆元年，给事中曹一士上疏请恢复给事中的独立地位，否则，给事中将忙于应付程序性事务，无暇封驳之任。奔走内外，朝夕不遑。可是此议未获乾隆批准。在清代，顾炎武所称赞的那种封驳体制早已不复存在。

　　而且，从查办各次大案来看，乾隆皇帝很少依赖于都察院，几乎从不把贪腐大案交给监察系统处理，而主要由他自己察觉后，派专门的钦差大臣前往查核。所以，乾隆帝的惩贪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对官员权力的制约、监察机制。受制度所限，监察官员难以在清代的惩贪反腐事务中有所作为。在清代很多性质恶劣的贪腐案件中，很少能够看到监察官员的身影，诸多贪腐官员也很少是靠监察官员举劾。少了这层制度上的监督监察，仅仅依靠皇帝一己之力，并不能形成对官员权力的有效制约，也就无法阻止官场腐败的泛滥。

　　“失灵”的奏折制度

　　清朝皇帝之所以不重视监察官员在惩贪防腐中的作用，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些官员乘机介入党争、重蹈明朝覆辙。而且，自康熙、雍正时形成的奏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监督官员的作用。奏折，最初又称密折，清代康熙时期开始出现的、由皇帝指定的大臣向皇帝专门奏事的一种文书，是皇帝获得各种政治信息的机密通信。奏折的使用、缴回、存档和管理，在雍正时期逐渐制度化。当时奏折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秘密，在康、雍二帝看来，通过奏折让官员们互相监督，比将监察大权交给科道官员更为有效地防止党争，可以避免科道言官因介入党政而导致信息不准的弊病。

　　然而，在乾隆时期的诸多贪腐大案中，我们也很难看到奏折制度的作用，鲜有人通过奏折向皇帝报告其他官员的经济问题。

　　回看甘肃冒赈案，在这场特大贪污案中，奏折的作用显然已经大打折扣。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王廷赞先后违规操作将近七年之久，本应该通过密折来举报的督抚大员，却全都缄默无言，其中几个人不得不说。

　　首先是陕甘总督勒尔锦。勒尔锦主政陕甘，对王亶望冒赈之事一直给予保护和默许。乾隆三十九年，向中央上奏请求开捐赈灾的恰恰是勒尔锦。但勒尔锦并不知道王亶望用一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将捐本色粮谷，改成了捐折色银两。这是作为此次甘肃通省舞弊的手，王亶望操盘甘省冒赈案中一个最关键的步骤，这也是案发后审案官员和乾隆皇帝都难以理解的事情。偌大的总督，竟然对动静这么大的事情无法知觉、无所作为，可见要么是极端昏聩，要么就是被拉下了水。

　　其实，皇帝曾专门问过勒尔锦甘肃捐监的事情，勒尔锦则总是以虚言妄对，为王亶望隐瞒。

　　其次是当时身任甘肃按察使的福宁。他和王亶望同列省级大员，按道理，他应该可以上折密奏。但福宁后来说，在捐赈过程中，王亶望很高明的一招就是让兰州府全权处理此事，兰州知府蒋全迪是王亶望的亲信，全省捐纳都直接交给兰州府收储，并由兰州府向捐纳者发放“执照”。全省各州县能够收取多少捐纳，发放多少执照，全由王亶望一个人决定，他人无从插手。各州县在收取捐纳后，上下级之间开具证明，以完结事项。不但从来无人告发，而且手续齐全，上下通同作弊，即使握着全省监察大权的臬司福宁，也无法以一人应付全省官员。

　　为什么此时手握折奏权的封疆大吏不愿举劾同僚在经济上的不法呢?这其中有一个奏折性质改变，从密折逐渐常规化的因素，奏折原来那种皇帝和大臣之间私人通信的性质逐渐淡化，公文色彩渐重。至于地方督抚大员列入奏折的事项，也越来越多，凡人事、财政、军事事务，大多都先以奏折奏报，内容趋向固定化，奏折内容也不再保密。这对奏折制度来说是一个质的转变，在失去密折这层保护膜后，手握折奏大权的地方督抚大员谁还愿意去举报、弹劾其他官员的贪渎之事呢?

　　从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间，清廷共查出了浙江嘉湖道王燧贪纵营私案、甘肃通省冒赈案、乌鲁木齐冒销帑银案、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案、闽浙总督陈辉祖抽换侵盗入官赀财案和江西巡抚郝硕勒派属员等六起集团性贪污贿赂大案，每起案件都涉及该省州县以上官员数十人、上百人，且往往持续数年，甚至二三十年后才被发现。这些案件不仅牵涉的官员多，而且婪赃过程中，官员们默契配合，甚至有组织行动，呈现出很强的集团性。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但监察系统的不作为，奏折制度的常规化，使大清官场中的监控监督机制大大弱化，官员的权力愈发不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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